李银河研究性学全是干货，敢不敢说“遥遥领先”？

当今，我国性学研究滞后于一般学科，并非说它是难于上青天的高深学问，而是性对于中国人一向讳莫如深，禁忌而又敏感，所以，敢于在此研究的人必定是个拼死吃河豚的人，李银河就是这样的人。

李银河何许人？她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作家王小波的遗孀。正是因为她拥有如此显赫的头衔，她才敢于大啖“禁果”。今天读了她著的《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一书，深深折服于她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精神。

该书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当代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行为及观念，做了充分的调查并加以分析，同时，对照国外同类性学研究的成果，做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于性爱婚姻等方面非主流文化给予一定的剖析，观点独到，文笔严谨，虽瑕不掩瑜，但又是白玉微瑕，今不揣已见，与其商榷。

李银河博士在该书第二篇“青春期恋爱”有以下几个观点：

一、“尽管女生追求男生的个案增多了，但在绝对数量上仍然低于男生追求女生的个案数”。李博士研究理论未免过时了，当今“男追女”模式已成倒反天罡，更多的是“女追男”。

据报道，日本青年的恋爱意愿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不愿对异性主动表达。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2023年报告，18—34岁未婚青年中近七成无交往对象，而男性青年占多数，由此推断，是“男不追女”了，如果男追女，岂能恋爱率衰减？

而在中国，也渐成气候，阴盛阳衰，女子更多的是在“撩汉”。在中国青年男女群体中，女子抛绣球的更多，开封网红王婆舞台之上，女子争先上台求爱就是一个佐证。

二、“比起西方青春期恋爱中的R体接触程度，中国的中学生要拘谨羞涩得多”。这种观点非常成立。中西方在性方面的思想与观念是存在巨大差异的，男女授受不亲，性乃为禁区，不敢越R体于一步，不到感情瓜熟蒂落的地步，不会生米做成熟饭。

三、“如学校档次高、家庭的社会地位高，父亲的教育程度高、本人志向高等等往往同对青春期恋爱持宽容肯定的态度”。李博士言之偏颇。人类“恋爱脑”是天生的，对爱情的“宽容与肯定”无贵贱之分，无职业之分，无贫富之分，相信富豪比尔盖茨与乞丐王子都会肯定爱情，如果说持不宽容与否定的态度，更多的是从功利价值去考量的，而不是地位与志向主导态度。

李银河博士在该书第三篇“浪漫爱情”有以下几个观点：

一、浪漫爱情取决于“是否在大都市，以及社会经济地位”。

二、“当现代化和都市化过程进一步发展，人们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之后更看重浪漫爱情”。

此观点站不住脚。爱情浪漫与否，与热恋中的男女自身有关。你能否定“乡村爱情故事”《廊桥遗梦》不看重爱情浪漫？而作曲家贝多芬不可谓经济地位不高，但他爱情乏味，所以，爱情浪漫与否，并非与现代化、教育程度有关，爱情浪漫与否实则是与个体人的血质类型有关，据研究，O型血质的人是最浪漫的。应该说，浪漫特性更多的是生物学意义，而非社会学。

李银河博士在该书第五篇“婚前性行为”有以下几个观点：

一、“家境较好的人比起家境差的人婚前性容许程度高，自身各种婚前性活动的频数也高于期望值”。

二、“这一发现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中，大体上说，社会地位越高家境越好的人越倾向于对婚前性活动持宽容态度”。

三、“职业地位高的人虽然在观念上较其他人开放，甚至对婚前拥抱接吻这些行为也可接受，但是在要“动真格”上的时候却不如职业地位低的人”。

上述结论缺少科学论证，且无逻辑判断力。人的性行为宽容度不是由社会地位，家境决定的。贫困与富裕对性的宽容度没有差异性，富者，饱暖思淫欲；穷者，穷人家中三件宝，老婆，薄地，破棉袄。贫困与富裕在性方面的宽容或严苛的态度与欲望都是一致的，性乃人之大欲，是人的本性，犹如火之欲柴，谈不上谁更宽容。

荒诞的是，李博士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动真格’上，职业高的不如职业低的胆大”。试问，在女性默许解决性这个问题上，难道还要一番“惺惺作态”的职业仪式，分出胆大与胆小？显然，我们不能以职业高低来判断人的性行为尺度。色胆包天，不分职业高低，不分三教九流。

李银河博士在该书第八篇“婚外恋”有以下几个观点：

一、婚外恋“由于母亲的职业和教育程度能反映一个家庭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经济状况的优劣，所以可由此推出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婚外性容许程度也较高这一结论”。

二、婚外恋“中国人所受到的社会压抑的惨烈使人们摒弃了内心的负罪感，给他们的越轨行为涂上了一层‘英雄’的色彩”。

对此，颜小四不予苟同。婚外恋没有负罪感，且还有“英雄色彩”的观点怪诞。婚外恋是违反道德、婚姻契约的行为，出轨的男人或女人在潜意识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负罪感和赎罪感，更不可能认为见不得阳光的壮举具有“英雄色彩”，那是明目张胆地挑战道德伦理的红线。而婚外恋，一直被指斥为登徒子的好色行为，是破坏家庭的魔爪，即不光彩，也不英雄，如果对婚外情没有负罪感，那玩火于婚外恋者，必定是一个道德败坏且无羞耻感的衣冠禽兽。

我们对于性的探讨，常常围绕着正常与反常，正确与错误，善行与罪恶而展开，但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因为我们不能抛开生物性去谈性，同样，也不能抛开社会性去谈性，所以，对性主题的崇高与羞耻，重大与渺小，上流与下流作选择判断都是错误的；而压制与反抗，罪与非罪的对抗也是弱鸡的，徒劳的。

最后，我认为李博士该书以全社会所关心的性研究为课题，进行实证调查，给出了独到的结论，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但美中不足之处在于研究结论尚有商榷的空间，也略有研判价值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