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证实：中国男性比女性更渴望“真爱”，但不敢承认
杜平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
【导读】当下，婚姻的意义正在经历深刻的重构，婚姻的维持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据《2024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610.6万对，为近年来最低。与此同时，离婚登记从2023年同期的259.3万对升至262.1万对，同比上涨1.08%。
本文从以往较少受到关注的男性视角切入，通过对34位城市男性的深度访谈，揭示了他们在婚姻中的复杂体验——从“理所应当”的规范束缚，到“般配爱情”的理性妥协；从现实生活的压力煎熬，到最终对情感需求的渴望。
本文指出，婚姻对当代男性而言仍是一种默认的人生选项，社会时钟、孝道伦理和性别责任共同构成了强大的规范性力量。在择偶时，他们发展出“般配的爱情”策略，试图平衡外在条件匹配与内在情感需求。然而婚后的现实却充满张力：工作与家庭的双重挤压、传统性别角色与现代平等诉求的冲突，以及激情消退后的情感空洞。当婚姻无法满足情感需求时，男性开始重新审视婚姻价值，有些人甚至选择以离婚来追寻真实的自我。
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个人婚姻意义的更新，更折射出中国婚姻制度在现代社会的深层变迁——情感性意义正在挑战传统的规范性和工具性意义，推动着婚姻观念的现代化转型。
本文原载《妇女研究论丛》2025年第1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般配的爱情”:
城市男性对于婚姻意义的体认与重构
如果钱钟书的婚姻围城论是有性别的，那么多半会指向男性。他大概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会有男性因婚姻市场的挤压而走不进这座围城，推动中国社会从“普婚”向“不婚”模式过渡。然而，对于部分男性群体而言的婚姻不可及性，未必能纾解那些屹立于围墙之内的男性对婚姻现实之中困顿与挣扎的切身体会，而这些现象都与婚姻在个体和社会层面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联。
就婚姻制度变迁的考察而言，对于婚姻生活内部变化的学术观照是极其重要的构成，因为系统的评估不止牵涉婚姻与否及其替代性选择。事实上，婚姻本身始终保持着变动的活力和弹性，并通过与社会文化情境的适应和协商支撑其在历史进程中的持存。如今为人们所熟知的以浪漫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在欧美社会发展为一种生活理想仅始于18世纪晚期，由此带来了婚姻的历史性变革，即成为满足个体之间情感和性欲望的亲密关系。而原本在中国婚姻传统和生活情境中并不占一席之地的情感追求,也推动着婚姻缔结过程中“浪漫革命”的上演，并伴随婚姻的祛魅成为制造现实生活中婚姻焦虑的缘由之一。可见，浪漫爱情作为个体自由和自主诉求的基础，是情感与文化层面推动婚姻意义不断转变的核心动力。时下，婚姻作为一种标准化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社会不断遭受质疑甚至动摇，恰恰要求我们通过婚姻实践和情感体验的近距离观察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更加充分地理解个体对于婚姻的体认以及婚姻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
伴随公私领域的分化及其性别区隔，婚姻与个体、私人生活之间关联的强化凸显出鲜明的女性色彩。浪漫爱情被描绘为一种女性化的爱(feminised love)，而婚姻也被打造成女性首要目标的样貌。相对地，男性与婚姻的关系刻画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有限的本土研究多从婚姻的文化秩序和性别角色出发，缺少对于婚姻生活中男性实践、体验与反思的深入挖掘。鉴于此，本文以城市男性的婚姻实践为切入点，旨在通过他们在婚姻历程中的认知、选择及主体体验探究婚姻之于男性的意义，特别关注男性如何在婚姻实践中处理他们的情感与亲密，进而窥见婚姻意义在社会规范、内在渴望以及现实约束不断协商过程中的重塑。
▍文献回顾
(一) 婚姻意义的转变及其情感动力婚姻史研究显示，将爱情引入婚姻具有革命性意义，使婚姻与个人、社会的关系得以重新锻造。启蒙运动对于理性的推崇延伸至婚姻，将追求幸福(the pursuit of happiness)这一全新理念赋予其中，柔化了人们对于爱情的想象，并逐渐渗透至大众文化。当因爱成婚被打造为一种文化理想，曾经作为政治和经济联盟的婚姻首次将关注点转向伴侣之间的私人关系，而个体的情感满足也成为衡量婚姻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到20世纪50年代，个体在婚姻缔结的过程中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由男性供养者和女性照料者组成的核心家庭成为西方现代婚姻的理想型。这一转变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研判相吻合，婚姻从传统的制度形式逐渐转向民主的伴侣关系。制度化婚姻(institutional marriage)具有一种强制性，家庭因由传统、法律和宗教等力量凝聚在一起；而伴侣式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则强调夫妻之间情感纽带的重要性，他们是彼此的伴侣、朋友和情人，并通过扮演不同的家庭角色而获得满足感。至此，尽管婚姻依然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发生性行为和养育孩子的唯一方式，但浪漫爱情和情感满足作为文化动力推动了其意义的转变。
然而，浪漫爱情本身具有内在的颠覆特性(subversive character)。它强调遵从个人的内心并追求自我的满足，突出了个人主义的价值底色。而个体对于自我生活的掌控与亲密关系中的情感依赖之间存在一种内生性矛盾，在不尽如人意的爱情体验中尤为鲜明。正因为如此，注入个人情感价值固然能提升婚姻作为一种关系的满意度，但同时也削弱了婚姻作为一种制度的稳定性。当伴侣之间的爱情不复存在，离婚便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20世纪西方社会婚姻意义的第二次转变，即表现为从伴侣式婚姻向个体化婚姻(individualized marriage)的转变。伴侣式婚姻作为一种生活理想日渐式微，个人逐渐以“自我”而非“角色”参与到婚姻之中，而个体化婚姻更加注重自我的发展以及情感的敞开。社会规范逐渐丧失维持关系和共同体的约束力，不同自我于关系之中的同时满足成为亲密的唯一基础。与此同时，个体的内在性、情感、自由与选择构成了全新的文化和情感秩序，给婚姻带来了结构性的不确定与常态的混乱。但即便如此，婚姻依然展示出非同凡响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情感的力量。有研究显示，尽管婚姻的经济、法律和规范性动机不断受损，但只要与婚姻相联系的积极情感持续存在并得以社会化再生产，婚姻便能够延续。
(二)本土情境下的婚姻变迁与价值更迭
费孝通曾指出，“男女相约共同担负抚育他们所生孩子的责任就是婚姻”，足见生育关系对于婚姻的重要性远超两性关系。这呼应了中国传统社会根源于“父母为本”意识的“亲子一体”结构，而家庭之中“祖—父—子”基本关系的延续正是通过婚姻和生育得以实现的。于是，婚姻便达成了“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意义，对于祖先祭祀和血脉赓续的重视映射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相较之下，以个人为中心的美国婚姻所强调的爱情、同处和同生，在中国的传统婚姻中并非构成要件，凸显了本土婚姻文化强调现实情境的实用态度。不难想象，性吸引抑或情感联结都不足以建立稳定的双系抚育关系，父母为了保护家庭利益往往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协商操控子女婚姻的缔结。于是，以缘分为美名，以般配为标准，重视关系外在性的“姻缘婚姻”成为中国式婚姻的理想型，并向夫妻许下“一生一世”的承诺。
不可避免地，现代化的步伐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个人与社会情感结构的转变也如约而至。新文化运动对于个人独立自主的价值追求，要求对传统家庭进行彻底的批判，以冲破家庭主义对于个性解放的桎梏。争取婚姻自主成为对抗传统家庭的重要手段，在情感结构上表现为爱情与亲情之间的对峙。于是从亲情中析出的爱情获得了独立的情感地位，并逐渐上升至集体层面。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确立了婚姻自由与男女平等的合法性，推动婚姻从长辈的操控中获得解放并转变为平等伴侣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开启了其后私人生活的变革。伴随着家庭的私人化，个人追求情感、欲望、自主性和夫妻亲密不仅在道德层面获得了正当性，也通过多样化的情感实践重塑婚姻与家庭生活的面貌。在此意义上，现代婚姻彰显了个人的胜利，而自愿结合的亲密关系则为情感生活构筑了私人空间。
尽管价值基底相去甚远，但无论是在传统还是在现代，婚姻都具有一定的神圣性。然而在传统与现代杂糅的马赛克图景下，日趋多元的亲密实践重新锻造着复杂交织的价值理念。当婚姻不仅源于伴侣之间的情投意合，更融入了双方及其家庭的理性算计时，婚姻的祛魅便得以完成。在消费主义的裹挟下，物质主义转向进一步强化了市场风险，婚姻不免沦为伴侣之间互助合作、共抗风险的工具。而当自愿契约的逻辑延伸至亲密关系，更加导致了婚姻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marriage)，有学者批评当代中国的婚姻出现了价值缺位。据观察，近二十年夫妻关系的亲密程度非但没有随着家庭生活的情感转向而同步提升，反而显现出下降趋势。个体和社会层面的婚姻焦虑折射出现实生活中婚姻承受的紧张、痛苦和重压，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能否在淡化经济理性的同时提升婚姻之中的情感与亲密。
(三)浪漫爱情与婚姻意义的男性观照
爱情给原有的伴侣选择机制和社会分层体系带来潜在的破坏作用，因而社会通过不同方式对其进行控制，并经由从负面约束到正面认可的转变推动爱情的制度化。在此过程中，浪漫爱情、性别与婚姻家庭之间的相互交织愈加紧密。特别是随着经济生产逐渐从家庭中移出，男女两性的日常生活日趋分离，家庭被视为一个人性化的、充满爱的、女性化的领域，而工作场所则成为一个非人化的、充满权力的、男性化的领域。爱情的女性化特质一再被渲染，然而经验研究却显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愿意以情示爱(show love through affection)，且他们表达爱意的方式比文化刻板印象中所强调的差别更加细微。有学者提出存在一种男性化的爱(masculine style of love)，不同于女性的表达性特征，而是以工具性帮助和性行为为主要特征。尽管此观点拓展了理解爱情的界限，但仍不免受限于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化的影响。
性别角色同样左右了婚姻对于男女两性的不同意义。就本土婚姻传统而言，以父权主导、从夫居和父系继承为典型特征的婚姻，对男性意味着“为父母找个儿媳妇”,强调女性生育男性后嗣、孝顺公婆并遵从丈夫的贤德，足见婚姻在满足家庭文化伦理方面的功能。时至今日,尽管婚姻关系及其意义不断变化,但传统文化依旧深刻影响着中国男性对于婚姻的理解和想象，而婚姻也仍然是他们满足性别期待并推进日常生活的重要资源。婚姻的重要性在农村男性遭遇婚姻挤压的情境下尤为凸显,未婚者体验着一种深深的失败感,长期甚至永久单身的他们往往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生活质量严重受损。相对地，婚姻之中的男性也受到性别—社会压力机制(the gender social stress mechanism)的影响，性别化的社会压力难免导致亲密关系的恶化甚至分离。因此有学者认为，伴随家庭性别权力和关系动态的不断变化，当代中国男性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成为一个好儿子或好父亲，而是如何成为一个好丈夫。
(四)现有研究述评
概言之，爱情作为核心的情感力量推动了婚姻的现代化进程及其不断变迁，使得婚姻的意义在历史脉络中呈现出鲜明的转变。同时，不同的社会情境也为现实之中的婚姻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和生活土壤,深刻调节着情感力量对于婚姻意义的改写。然而,婚姻的变迁是多线程的。社会层面的转变积淀于个体生活世界中婚姻实践的改变,尤其是当个人成为婚姻的主角并得到普遍承认时,他们对于婚姻及其意义的塑造便具有了现实基础。又因为婚姻变迁并非仅仅以整体形式推进,男性和女性无论是在现实体验抑或转变节奏方面都存在诸多不一致。由此，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婚姻实践捕捉个体行为与社会进程之间的关联和差别，并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其中，有助于深入理解婚姻现实中的情感实践以及婚姻意义的复杂性。
具体到本土情境下婚姻意义的考察,涉及文化传统的何去何从、经济理性的协调空间以及情感诉求的实现可能。它们如何编织婚姻的理想和现实,仍有待进一步澄清。在个体层面，婚姻所经受的时间检验融汇于整个婚姻历程之中。从婚姻的缔结到婚姻生活的推进，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实实在在地激荡着婚姻之中的波澜起伏，也催化了婚姻意义的探寻与追问。作为婚姻的主体之一，男性在此过程中的自我体认对于婚姻及其意义的描摹至关重要。然而，既有研究鲜少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展开探索，更遑论基于男性婚姻实践和个体体验的剖析。综上所述，本文聚焦婚姻之中的男性，依循婚姻的轨迹呈现他们在现实之中的选择与遭遇,透视他们对于婚姻的理解和反思，进而解读婚姻意义在个体层面的转变以及社会层面的映照。
▍研究方法
本文以城市男性为研究对象,采用咨询服务与质性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收集资料，旨在将服务意图融入研究之中，在收集资料的同时为受访者提供一份充满理解和关怀的支持。在调查过程中,受访者首先接受1次由非暴力沟通咨询师提供的倾听与咨询服务,而后接受1或2次由笔者进行的半结构访谈,访谈次数由笔者和受访者协商而定。调查项目助理在调查正式开始前向受访者详细介绍调查意图、咨询和访谈安排、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咨询和研究伦理等基本信息。所有受访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在征得其同意的前提下将咨询资料和访谈资料用于研究。
调查依托微信公众号平台公开招募受访者,于2019-2020年共开展三轮调查,有效报名人数逾70人,基本条件包括: 男性，60岁以下，同居、已婚或有过婚史，城市居民。在此基础上,笔者运用主观抽样的方法筛选受访者,最终参与调查的受访者共34人。筛选依据主要包括: 亲密关系状态、年龄段、居住城市以及咨询期待。其中, 填写咨询期待并与调查主题相关者优先考虑, 比如“希望能更好地处理夫妻关系、家庭关系”“能否有更好的角度看待婚姻”“对自己有更深入了解”,等等。囿于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客观因素影响,咨询和访谈采取线上或线下方式进行。其中，26人接受咨询和访谈,另有8人仅接受咨询服务。本文的分析涉及受访者27人, 其中24人处于婚姻状态、3人处于离异状态。大多数受访者处于30-39岁年龄段，即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少数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或20世纪90年代。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受访者占比最高，研究生学历次之，大专学历再次之。他们主要从事专业技术型工作，就职于国企/央企、政府机关、保险公司、高校、社会组织等，个别受访者处于无业状态。
▍婚姻规范性的男性解读及其择偶策略
(一)作为生活默认选项:婚姻的规范性意义长久以来,婚姻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的制度和文化根基,代表了一种广泛认可的常态化生活方式。而今,对婚姻进行叩问本身便暗含了一种质疑,首先指向婚姻制度变迁给婚姻必然性带来的冲击。就此而言, 绝大多数受访的城市男性似乎从未对是否选择婚姻产生过犹疑, 他们用“天经地义”“理所应当”“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等词汇表达个人对于婚姻的笃定。阿政来自山西,妻子是云南人。两人的恋情从大学校园开始,而后共同留在就学城市打拼,并携手步入婚姻。受访时他们结婚七年,育有两个女儿。婚姻如同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正如阿政所说:
从来没有怀疑过结婚、生孩子，觉得这个东西(是)理所应当的，就好像一步、两步组成完整的家庭，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一个必要的环节，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那种必要性，它肯定是必须得有的。
——阿政(30年龄段,在婚,公务员,访谈资料)
其中的坚定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婚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城市男性默认的生活选项, 凸显出婚姻的规范性意义。婚姻通过家庭教养、媒体塑造、文化规训等途径的社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经由个体的内化和付诸行动体现于生活的实处。尽管不同受访者对于婚姻规范性的侧重有所不同,但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 社会时钟的规范。社会时钟提供了一个规定性的时间框架,将文化规范注入年龄并与主要生命事件串联起来,为个体生活提供结构、约束和社会定时。受访者提到“男大当婚”,透露出婚姻在他们生命历程中的规定时机和必要性。在适婚的年龄、按照预期的节奏“成家立业”,是男性成年的重要标志。如若不然,则容易陷入偏离社会时钟所导致的焦虑不安。
其二,孝道伦理的规范。“慈孝一体”揭示出“孝”的要义在于“一体本位”,内嵌于祖—父—子三代关系之中，于是结婚和生育本身便具有孝道实践的意义。而经验研究也显示, 相较于女方家长, 男方家长对于儿子不婚的接受度非常低, 同时对生育特别是传宗接代、繁衍生息更为认同。相应地, 男性往往承受更多来自父母有形或无形的婚育压力,促使他们以孝道实践来回应这些期待。
其三,性/别责任的规范。性别规范对于亲密关系的刻画,强调男性对伴侣和关系负有责任。尤其当性关系牵涉其中, 性别责任和性责任的交织进一步强化了男性的自我道德约束。恋爱关系的维持和同居经验的存在,成为受访男性以婚姻的方式承担性/别责任的动因。已经离婚的大史回忆结婚时的情形曾提到,他和前妻通过相亲认识,恋爱两年,同居一年,彼时的他“觉得我这时候提出不结婚了,好像是我犯了什么错一样”。这从侧面可以证实, 男性试图将同居与婚姻联系起来以证明他们的经济能力和性责任。基于以上分析, 不难理解受访者阿伟下面的这段表达:
结婚意义,(从)实用角度讲,一是对得起我父母,不能一直恋爱,我不是一个在这方面能下狠心的人。……二是我觉得对她(指伴侣)不公平。如果我跟她谈了4年恋爱,我还是不想跟她分开的话,那么在我来看就得承担起这份责任。我觉得当然还跟中国传统的思维、思想是有关系的,该结婚的时候就得结婚。
——阿伟(30年龄段,在婚,保险经理,访谈资料)
然而,即便婚姻依然具有很强的规范性,但对于城市男性而言却鲜少是未经思索的。事实上,越是深入生活的现实情境,婚姻对于个体意义的多重性便越是突出。小哲原本在高校从事行政工作,在此期间与同校在读的妻子相恋。受访时他新婚半年,并且重新回归学生身份继续学业追求。他肯定了婚姻的“理所当然”,同时也为这份肯定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依据。在他看来,婚姻能够帮助个体以亲密对抗孤独、以合作对抗风险,同时携带了一份爱情的许诺。不少受访者同样谈到将伴侣视为“人生的伙伴”,这既体现在家庭生活的分工与合作, 也体现在生活风险的共担与互助。
从这个角度讲,婚姻具有高水平的实用价值,其工具理性的一面昭然若揭。至于情感与亲密,西方研究显示情感和象征意义对于婚姻决策的重要性仅次于甚至替代了理性考量。尽管本土情境下城市男性的经验尚难以支持相同的论断,但爱情与婚姻之间的连接却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甚至向往。可见,无论是工具层面抑或情感层面,婚姻多重意义的叠加非但不会削弱它的规范性, 反而加持了婚姻作为生活默认选项的合理性。婚姻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确认,对于个体的意义也得到升华。如同另一位受访者阿裕所说:“只有结了婚,有了家庭,你的人生这一半才可能比较完整。”
我觉得婚姻可能是人在成年之后最天经地义、最理所当然的。同时可能(夫妻)也是最容易感到亲密的一个小群体了,对人这个群居动物来说可能是这样。人还是,至少对我来说还是有逃避孤独的倾向。孤独是必要的,但光它可能也够受的。而且,可能婚姻也是一种联合起来抵御人生风险——经济上的、命运上的,等等——的非常重要的互保手段。它是一个伙伴的关系,合伙人的关系,人生的合伙人。要从爱的角度上来说,至少婚姻是号称它能提供这个,能不能提供另说。
——小哲(30年龄段,在婚,博士在读,访谈资料)
(二)“般配的爱情”: 择偶策略中的情感管理
对于城市男性而言,作为生活默认选项的婚姻,是否依然具有选择的空间呢?答案是肯定的。其中,最关键的选择体现在择偶方面。尽管爱情婚姻并非传统中国式婚姻的理想型,但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缔结婚姻不仅占据了文化的优越,获得了法律的认可,更在现实层面得到了普遍的实践和演绎。每个人对于爱情的定义并不相同,更有可能随着生活情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安·斯维德勒(Ann Swidler)曾指出,人们关于爱情的论述如同一个繁复、庞杂的目录汇集(repertoires)，允许他们在不同场景下从多种多样的意义中汲取养分,以一种开放的方式构筑或重构现实经验,并为自身的行动提供最有利的解释。于是, 爱情似乎为城市男性提供了一个诠释婚姻和伴侣选择的现代文化框架。
伴随着从包办婚姻向自由恋爱的转变，择偶过程中的寻找成本从社会转移至个体，包含了金钱、体力和精神等方面的投入。在社会时钟的催促下，寻找婚姻伴侣对于个人投入与消耗的要求被进一步放大，给身处其中的城市男性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也促使他们重新审视恋爱和结婚之间的关系。阿海在大学期间的恋爱并没有修成正果,工作之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并在交往中逐渐产生了结婚的想法。他坦言:“不能就是谈恋爱,我觉得耗不起。”相应地,他对于爱情的理解和期待也发生了鲜明的变化。其关键在于,一是对现实条件的觉知,涉及生活环境对于爱情体验的外部建构;二是对爱情构成要素的重新定义,对应了个体情感诉求的内在调整。
爱情,像以前读书的时候的爱情,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异性的吸引和这种生活兴趣上的一些相近,可能更多是从自己的爱好上觉得可能两个人能玩到一块。然后工作之后的爱情,我觉得可能确实是在现实的各种条件限制之下,能够有一个人去认可你、认同你、支持你,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学生时代以后的爱情真正的意义。
——阿海(30年龄段,在婚,国企职员,访谈资料)
在受访者中,以结婚为明确目的开展恋爱的男性并不在少数,阿伟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和妻子曾是小学同学,上大学后在咖啡厅的一次偶遇中,妻子给他留下了较好的印象。随后,他主动与之重建联系,并一步步从恋爱走向婚姻。阿伟经过了一番细致的考量才付诸行动,从个人需求的满足到家庭期待的平衡,充分显示出他的择偶意图与策略。相较于单纯的“喜欢”,“适合”成为他选择妻子最重要的标准,反映出他在择偶过程中有意识的情感管理。
我们俩在谈恋爱的时候,她(指妻子)肯定是小鹿乱撞,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搞对象。……我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大学毕业之后,在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中,在我的心里,已经没有海誓山盟了。……我那阵儿就在想了,我大学毕业之后,跟她重新认识,最后确立关系,我脑子里想的很多事情是她适不适合我、能不能确立关系、她是否能满足(我的需要)。……我会考虑到很多东西,才去决定关系,跟“我就喜欢你这个人”“我好喜欢你呀”,这不是我会干的事。
——阿伟(30年龄段,在婚,保险经理,访谈资料)
并非所有的恋爱都能走向婚姻,但当婚姻成为一个更高维度的目标,对于城市男性而言,就要求他们在外部环境与内在需求的左右拉扯间进行协调,通过情感的有效管理实现婚姻的目的。阿伟所说的“适合”被许多受访者提及,之所以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实践正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在现实可及的范围内个体情感诉求得到满足的平衡状态。同时,也从侧面透露出,自由恋爱所推崇的个人自主和情感自由并不能完全摆脱生活现实施以的重重约束和阻力。大顺的婚恋经历并不坎坷,可谓是典型的自由恋爱。他和妻子在大学相恋,两人都来自山东农村,硕士毕业后一同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即便如此,他也坦率地表示:
什么叫自由恋爱,其实都不是完全绝对的。你想,如果说才貌双全,就说女的这块儿,谁不想追求一个又漂亮又有才华的,刚才我已经说了,是吧?可是你要考虑你自己的经济基础、你自己的家庭情况,是吧?所有东西其实最终我感觉就是一个妥协下来的结果。你说的自由恋爱也好,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妥协下来的结果。
——大顺(30年龄段,在婚,央企职员,访谈资料)
爱情对于亲密关系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始终与社会阶层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男性角度讲,无论是出于教育、家庭背景、经济状况抑或其他考量而选择的“妥协”,都意味着他们需要在择偶过程中经过一番利弊权衡,对自身的内在渴望和情感需求进行细致的甄别、筛选与整合, 其结果往往指向一个“适合当老婆”的结婚对象。正如翟学伟所说,“般配”至今依然是中国人心中最重要的婚姻标准,它秘而不宣地潜入爱情婚姻之中,让人们在享受爱情的同时也获得结构性保障。可见,城市男性对个人自主的爱情婚姻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将情感管理纳入择偶策略之中,表现为一系列有目的的情感协商、平衡甚至妥协, 从而以“般配的爱情”弥合外在关系适配与内在情感契合之间的差距, 映照出伴侣选择的文化框架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之道。据此,婚姻的情感性意义在婚姻缔结过程中既得到了彰显,又不免受到牵制。个人情感的关照对于婚姻关系的建立越来越重要,但相较之下,婚姻所承载的规范性意义仍然具有超越性。
▍婚姻生活中的男性体验与婚姻意义更新
(一)婚姻不易:结构性压力与关系性紧张从历程性视角看,婚姻的缔结是婚姻理想照进生活现实的第一次集中显现。城市男性援引社会建构的婚姻意义使私人生活以一种默认的方式推进,但这并不意味着随即开启的婚姻生活会因此变得容易,毕竟现实的锤炼往往贯穿于婚姻的始终。婚姻生活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下展开,又关涉个体的婚姻体验与关系经营。面对婚姻内外的压力和挑战,城市男性需要在现实之中与他们对于婚姻的憧憬进行对话和协商,同时通过婚姻实践与抉择持续更新婚姻对于个人和生活的意义。
接受咨询时,小枫刚刚和妻子领取结婚证,是受访者中婚龄最短的一位。在短暂的共同生活中, 一个切身体验源于自我空间的压缩, 他直言“我现在特别能理解那种晚上开车回家,在车里不想上楼的感觉”。问题的关键在于,一面是工作场景下职业角色的扮演,一面是家庭生活中婚姻角色的扮演, 两者之间的衔接似乎未能给他提供一个让自我得到恢复和调整的时空情境。尤其是当工作消耗带来负面体验,同时又担心不良情绪在家庭中溢出时,自我空间遭遇挤压而导致的适应不良便更加强烈。
如果说正处于新婚期的小枫尚有待摸索夫妻的相处之道,那么表达同样感慨的阿科则面临着更具挑战性的育儿期现实压力。阿科和妻子在同一家国企工作,两人结婚四年,孩子不到两岁。孩子的出生以及妻子相应的变化使家庭经济压力升级,作为父亲和丈夫的他想要为家人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与呵护。然而,位于企业中层的他一方面忙于应对密集的工作任务,另一方面遭遇了职业发展的瓶颈,在工作中难以获得喘息的同时不免陷入深深的发展焦虑。阿科坦言“我害怕的对象可能是生活,是各个方面的经济压力”,直指男性作为经济供养者的角色期待给他带来的重负。尽管处于婚姻不同阶段的小枫和阿科面对的具体问题不尽相同,但他们所体验的紧张、不安乃至焦虑都源于工作和婚姻家庭的双重挤压。尤其是在城市双收入家庭之中,夫妻任何一方都需要承受公共和私人生活相互竞争的结构性压迫。对于城市男性而言, 工作和婚姻同时设置了投入要求、责任期待以及评价压力,其中的冲突给他们婚姻生活制造的两难、压力甚至困境, 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在承受外部结构性压力的同时,城市男性也遭遇了婚姻内部的关系性紧张。以“般配的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强调关系适配与情感契合的折中,铺垫了传统与现代理念交织的婚姻底色。其中, 关系适配的一个重要依据在于夫妻之间的性别等级关系, 大体上镌刻了传统父权文化和性别角色规范的烙印。或直白或隐晦, 多数受访者都表达了对男性在婚姻中占据主导位置的推崇,如同阿政一样。他们渴望据此确立婚姻中的性别秩序,并在婚姻缔结之初便有意识地权衡伴侣之间的“般配”。尽管如此,婚姻生活中支撑男性拥抱父权婚姻理想的现实基础仍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性别角色规范的约束力逐渐式微。阿政和妻子同时走出大学校门,他们的职业选择是一个进入公务员体系、一个进入金融行业。经过不懈的努力, 两人各自都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就。但由于行业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进入高级管理层的妻子不仅在经济收入上远远超过阿政, 而且难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兼顾家庭照料。于是,夫妻之间出现了经济贡献与家务分工的性别倒转, 连锁性地导致了一系列婚姻问题的出现,进而制造了夫妻关系的紧张:
我在想就是(我)内心深处还是传统那种大男子主义,在家庭里面我有话语权,所以这个家庭秩序需要我来维护。她的不尊重,包括她的安全感,对我来说是挑战我的安全感,其实还是为了满足我的个人控制欲望。就是我希望能控制她,按照我的想法,她在家里承担这个角色。……控制欲的目的是建立秩序,建立秩序是满足自己对美好家庭的一个期待,或者是实现。
——阿政(30年龄段,在婚,公务员,咨询资料)
相应地, 情感契合作为“般配的爱情”的另一核心构成,映射出城市男性对于伴侣之间情感与亲密的向往,但同时也需要直面情感契合水平高低有别的现实。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忙碌进一步消磨爱情中的激情与浪漫,夫妻之间的情感难免转化为亲情并趋于平淡。有受访者形容是一种“左手握右手”的感觉,更有受访者不无抱怨地说“跟谁结婚好像都可以”, 无不透露出他们对于夫妻情感关系的隐隐失落,如同阿海所表达的一样。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城市男性对于婚姻的深层期许并不止于现实生活中功能性需求得以满足的工具层面, 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家庭和睦所触及的情感纽带,即便是以隐而不发的形式存在。
在家庭生活上,有些时候可能有点按部就班,有点过于平静了。家庭这种生活稳定了之后,其实也希望两个人的关系包括家庭生活上能够更多姿多彩一点,但是因为现在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照顾孩子上占用的时间、精力上会比较多,在这种改进上的东西确实是好像现在会少了,我反正觉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欠缺。
——阿海(30年龄段,在婚,国企职员,咨询资料)
如果说制式且平淡的生活会日复一日地削弱婚姻的情感基础,那么伴侣之间的不一致、矛盾和冲突则可能对夫妻情感关系产生破坏性影响。根据受访者的反馈，不一致体现在物质需求、情感诉求、精神追求以及价值观念等不同方面，而代际矛盾也容易给夫妻关系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甚至导致矛盾升级和关系恶化。一面是夫妻情投意合、关系融洽的美好期待, 一面是此起彼伏、难以调和的分歧与矛盾。置身于其中的城市男性,在协调与维护夫妻和家庭关系的同时,切身体验着关系处理的压力、疲惫与挫败。有受访者感慨: “外界都认为我夫妻关系是很好的, 家庭都处理得很好的, 包括婆媳关系、夫妻关系, 就只是维护得太累了。”更有甚者,则可能陷入婚姻的困局而难以自拔。小朴曾经对婚姻充满了信心和理想化的想象,然而八年婚姻生活过后,夫妻在物质满足、生活照料、相互理解以及情感慰藉方面都渐行渐远。他以破破烂烂的汽车比喻当下的婚姻状态,言语间尽显出婚姻理想与生活现实之间的落差,以及无力扭转婚姻现状的无奈与困顿。据此,即便作为一种默认的生活方式,婚姻也难以摆脱生活压力和关系考验的现实困扰。
打个比方说,这个车它还能开吗?它还能开,要是破破烂烂也能上路,但是到处都是问题。要不要修它一下呢?不修其实也能走,或者说我自己也能给它有限的维护,可总是会不那么美好,不是那么完整或者十全十美地在向前走。
——小朴(30年龄段,在婚,社会组织从业者,咨询资料)
(二)角色与自我的协商：婚姻意义的情境化更新
当婚姻生活遭遇外部与内部的重重考验时,婚姻关系何以为继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结婚近十年的大顺感慨,他的生活如同“一个重型卡车装满了货物”,靠着惯性向前走。婚姻在日常生活的裹挟下步履难停,充斥着柴米油盐和一地鸡毛绵密交织的琐碎与不易,夫妻之间的角色互助与合作关系也得到不断的强化。“真正两个人一块过日子以后,就是要一起承担一些责任”,凸显出婚姻在现实之中的工具性意义,包括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经济责任的共同分担、家庭问题的协同应对,以及生活风险的联合抵御等。工具性意义的达成有赖于城市男性对于婚姻角色的认同与承担,但就个体而言,婚姻体验同样关系到自我的满足与实现,而角色和自我之间的协商往往左右了他们的婚姻实践与抉择。
既有研究显示,相较于女性对稳定的追求,男性更加渴望自由的婚姻。本土分析也指出,尽管男性普遍抱持婚姻家庭的文化理想, 但他们对于个人自由与个人化财产权的渴望却削弱了婚姻的稳定性, 导致价值与行为之间的悖论。有别于男性对于婚姻“自由”的偏重,受访者表达的个别化需求涉及不同面向,映衬出他们在婚姻现实中未能得到满足的部分。例如,在工作中难以实现自我价值的受访者渴望获得妻子的理解和认可;因投资失败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的受访者期待妻子给予的信任和支持;夫妻关系不睦而时常保持紧绷的受访者向往一种放松的生活状态;夫妻之间激情与性吸引不足的受访者则在婚姻之外寻求性与爱的欢愉。尽管这些个人寄予婚姻的诉求存在情境化差异,但大体呼应了亲密关系的核心构成要素,诸如一致性、关心与理解、信任、安全与承诺。而当婚姻不再提供个人化回馈(individualized rewards)时, 人们便会要求关系的改变。
通过上文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角色期待还是自我渴望,对于城市男性而言都难以在婚姻生活中得到充分实现。当种种的不满、失落与挫败不断累积,在带给个体负面体验的同时也导致角色与自我之间形成张力,从而给婚姻的稳定性带来冲击。面对婚姻存续与否的犹疑,阿政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有时候更多面对真实的自我, 会这么想(指结束婚姻), 但一到家庭的角色里面,就全部给压制住了。”可见,正是家庭角色的担当成为婚姻韧性的支撑, 为城市男性注入了对抗婚姻压力、风险与逆境的力量。根据相似处境的受访者的反馈,最强有力的支撑来自父职的责任。如同小朴所说,孩子对于婚姻的维系至关重要,一方面呼应了中国式婚姻对于生育抚育一以贯之的强调,另一方面也映衬出现代社会对于高成本、密集式育儿的现实要求。在受过高等教育群体构成的中产家庭中,高投入的养育方式要求父母双方共同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为子女的成长提供支持与保障,进而要求他们保持长期、稳定的婚姻关系。从这个角度讲,孩子的成长构成了巩固婚姻关系的核心基石,彰显出婚姻对于城市男性的工具性意义。
原来这东西(指婚姻)碎了, 我是给它粘上, 可是粘得不太牢。现在孩子可能是这胶带, 给它缠上了, 你再想破也没地儿破了, 是这么个方式。
——小朴(30年龄段,在婚,社会组织从业者,访谈资料)
然而,城市男性在婚姻之中角色与自我的较量,并非总以角色的胜出收场。当维护婚姻稳定性的责任与承诺逐一失效，往往不是由于婚姻工具性意义的无法达成，而是昭示了夫妻之间情感与亲密的消耗殆尽。阿裕和前妻于2011年相识相恋,2013年开始同居, 2015年步入婚姻, 2017年育有一子, 2020年婚姻走到尽头。尽管婚姻解体的导火索源自婚外异性同事的吸引, 但预埋在夫妻之间的嫌隙则是由情感的淡化与关系的疏离堆叠而成。受访时, 他表达了未能用心经营夫妻情感关系的遗憾:
以前总以为是我挣更多的钱可能就会更幸福一些,家里会过得更好一些,后来发现实际上并不是。经济对于家庭品质的提升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是你家庭的感情、氛围也是需要去单独经营的,不是说你有了钱你不去经营,它就更好了,它也需要去用心来维系。
——阿裕(30年龄段,离异,保险经纪,访谈资料)
同样经历过婚姻解体的阿实表示:“第一次婚姻失败以后,人生观一下子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感觉人生的所有利益追求,很多东西都是虚的,只有情感、只有爱才是真实的。”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男性对于爱与亲密的重视似乎在婚姻解体时达到了新的高度,甚至超越了婚姻建立之初的情感诉求。据大史所言:“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跟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婚,觉得婚姻这种事好像好多家庭都那么过的,哪怕是没有那种理想状态的婚姻,觉得自己是有能力把它维系下去的,高估了自己的这种能力。”他将婚姻的失败,溯源至婚姻缔结时参照传统的婚姻脚本和经验所做出的情感妥协。同在公务员体系工作的两个人经由同事介绍相亲,尽管爱情的感受并不强烈,但在与“般配”的协商中推动了结婚流程的步步向前。然而,他们在婚姻生活中的相处印证了低水平的爱情使得伴侣之间难以接纳彼此的差异或对方的弱点,从而导致婚姻关系陷入持续未解决的冲突甚至长时间的憎恶，即便有孩子的出生也无济于事。
(选择离婚)最大的一个动力, 就是感觉如果再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话, 我整个人就要崩溃了, 可能我就不是我了, 真是那样。就是一段不好的这种感情会把你自己不好的一面激发出来, 而且不断地突破自己的下限,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不经历过根本不知道。
——大史(30年龄段,离异,公务员,访谈资料)
事实上,城市男性在婚姻缔结和解体阶段情感诉求的对照,充分反映出传统婚姻脚本并不足以支撑当下的婚姻。“般配的爱情”涉及情感契合层面的妥协,潜藏了伴侣之间情感与亲密的脆弱性,其难以维系更进一步说明自我和情感观照在现代婚姻生活中的重要性正在持续提升。当婚姻非但没能打造出一个含情脉脉的寄寓之所,反而成为不断吞噬自我的无形深渊,从中获得解脱便是唯一的出路。
为了拯救最后的自我,大史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婚,即使这意味着需要通过向朋友借款支付给前妻40万元的经济补偿,并承受可能给事业发展带来的潜在影响。相较而言,阿裕和阿实的婚姻解体同样关涉自我与角色之间的抉择。阿裕因婚外异性吸引触发离婚,足见他在自我情感的追逐和婚姻角色的约束之间选择了前者。而阿实的婚姻之所以走向终点,始于他为了追求事业发展和自我实现而选择与妻子长时间国内外分居。可以说,他们都没有在婚姻的边缘选择自我向角色的妥协与屈从,而情感的破裂也成为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简而言之,随着婚姻的情境化推进,虽然工具性意义托举了婚姻生活的实在与厚重,却难以打造令人满意的婚姻体验和承诺关系,而情感性意义的破灭在推动婚姻解体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结论
婚姻的意义既是个体生活的切身体验,也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构想。城市男性对于婚姻意义的体认与重塑,嵌套在婚姻制度由传统向现代非线性变迁的社会进程中,同时贯穿于个体婚姻历程中理想与现实不断交锋的日常实践。时至今日，婚姻对他们而言依然是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因此规范性意义在婚姻缔结阶段占据主导位置，主要表现为社会时钟的规制、孝道伦理的羁绊以及性/别责任的束缚。与此同时,婚姻工具性意义和情感性意义的叠加进一步提升了婚姻的价值, 强化了婚姻作为生活默认选项的合理性。伴随婚姻在日常生活中的上演,城市男性一面承受工作与婚姻之间的结构性压力,一面体验着婚姻内部的关系性紧张。内与外的双重挤压制造了婚姻的艰辛与不易,于是现实生活不得不对婚姻理想进行过滤和筛选,从而推动婚姻生活的继续以及工具性意义的实现。在此过程中,规范性意义遭遇了婚姻现实的挑战与削弱,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工具性意义的共谋,具体体现为性别角色和责任期待对于男性婚姻实践的塑造。然而,情感性意义与工具性意义之间产生了张力,并通过角色与自我的不断协商重构婚姻的情境化意义。当婚姻走向解体,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由于工具性意义的难以达成,而是情感性意义的彻底破灭。至此,个体自我突破了婚姻角色的束缚, 规范性意义丧失了约束力, 而城市男性对于情感性意义的渴望达到了婚姻历程中的新高度。
城市男性构建的婚姻意义具有多重交织的复杂性,也呈现出情境化更新的流动性。其中,个体的情感诉求与观照是理解婚姻意义延续与转变的关键。城市男性对于浪漫爱情的追求经过本土化改造,发展出“般配的爱情”。作为一种择偶策略,它奠定了当下婚姻兼具传统与现代特征的底色,实现了外在关系适配与内在情感契合的协商。这一协商过程往往要求情感的管理与妥协,其对于婚姻目的的屈从体现出婚姻规范性传统得以延续的一面。在褪去浪漫面纱之后,现实之中的婚姻主要围绕日常生活需求的满足展开,强调婚姻功能与实用价值的发挥。伴侣之间情感与亲密的重要性不断被现实消解,但吊诡的是,城市男性未得到满足的情感需求却在潜滋暗长。有学者提出“内在无依”(inner homelessness),认为现代社会人们需要在私人生活中构筑避风的港湾,让爱情和婚姻成为内心的支撑,使迷失的自我得到理解、认同和接纳。可见, 传统婚姻脚本已然难以适应现代婚姻生态, 而生活现实也终究无法抑制城市男性对于理想婚姻的向往。无论是婚姻的情感性意义向规范性意义妥协,抑或被工具性意义削弱,都无益于个体情感诉求的满足和伴侣亲密关系的营造。于是, 城市男性选择婚姻的解体, 意味着他们与伴侣之间底层情感联结的断裂,同时也具有了以一种激烈方式主张婚姻中的自我及其内在渴望的意涵。从这个角度讲,城市男性在婚姻生活中经历的失落、挣扎与醒悟将助推他们在婚姻中对于情感性意义的重视与追求, 进而重新调整不同层面意义之间的关系,实现婚姻意义的转变与重构。统而言之,婚姻意义在个体婚姻微观进程中的改变,为婚姻制度的变迁积聚了经验基础与核心驱力。就城市男性而言，象征婚姻传统的规范性和工具性意义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而反映婚姻现代化变革的情感性意义也在不断崛起，并以不容小觑的力量推动婚姻实践与观念的深刻转型。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受访者主要由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正处于或经历过婚姻的城市男性构成, 其代际、社会阶层、婚姻经验和生活空间的特征较为鲜明, 但也因此存在难以充分体现男性群体异质性的局限。除此之外,由于调查采用咨询服务与质性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并在公开招募时表明希望为亲密关系中的男性提供一份有温度的支持,因此受访者或多或少带着对于亲密关系的问题、困惑抑或改变的期待接受咨询服务。据此,本文的受访者并未涵盖对于婚姻关系表示完全满意的个案, 存在一定的样本偏差。这也提醒我们, 对于中国式婚姻意义的时代追问和未来展望仍有待更为丰富和深入的探究。
1、希勒：切尔西新赛季必须被纳入争冠之列 若有人离队我猜是杰克逊
2、山西省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2025年7月26日17时00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